生活中我们常说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宣扬的是一种恩泽的传承，但在里正好相反，常见的是“只挖坑，不种树”，谁踩进去算谁倒霉。

　　近日，上市公司兴源环境收到了证监会的“罚单”，因为2016、2017年财务造假，对公司罚款200万，对现任财务总监罚款80万。

　　在上市公司，最没有造假动机的就是财务，收益最低，风险最高，如果财务参与造假，一定有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之类的高管授意，为何不见对董事长、总经理等的处罚，却偏偏只罚了财务总监一人。

　　我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有一个时效期限的概念，时效期限是两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事发两年内都没被发现，即使后面发现了也不能再行政处罚了。

　　具体落到兴源环境，事情发生的时间是2017年，到了2023年才被发现，6年，已经远远过了行政处罚时效了。

　　但2017年造假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2022年，使得2017-2022年的财报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假记录，于是，在财报上签字的财务总监就成了“背锅侠”。

　　早在2018年，兴源环境资产减值损失12亿多，巨亏了近13个亿，原实控人周立武自感公司无力回天，于是对外宣布将引入战略投资者，

　　口号喊得很响，但所谓的引入战投其实只是把自己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别人，说直白点就是找“接盘侠”。

　　兴源环境的主营业务是环保装备及环境治理，按理说这个行当还是比较有前途的，但周立武操盘的时候步子迈得太大，不停地买买买，把公司提前透支了。

　　不过，周立武到底是会讲故事的人，2019年，刘永好就被兴源环境的蓝图所吸引，斥资14.5亿，一次性买走了周立武23.6%的股权，成为了兴源环境新的实控人。

　　刘永好作为四川前首富，能量肯定比原实控人周立武大，按理说是可以给兴源环境带来一些根本上的改变的。

　　不过，刘永好低估了“坑”的深度，接盘的第一年刚刚勉强扭亏为盈，2020年就又巨亏了5个多亿，并开启了连续亏损模式，2021年扣非亏损2.1亿，2022年亏损5.5亿，2023年前三季度亏损2.6亿。

　　利润惨淡，营收规模也大幅下滑，2020年24亿，2022年已萎缩到13亿，2023年前三季度还不到7个亿。

　　其实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刘永好接下的无疑是个“烫手山芋”，抛开盈利能力不谈，光是负债就够头大的了。

　　根据最新财报数据，兴源环境账面货币资金只有3.9亿，而短期债务（一年内）高达12.5亿，偿债压力相当大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环保行业并不是一个高杠杆、高周转的行当，而兴源环境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8%，比很多房地产企业还高，暴雷风险不小。

　　今年前三季度，兴源环境光是产生的利息费用就高达2.3亿，可以预见，如果没有经营层面的根本改变，债务压力只会越来越大，最终暴雷。

　　也许有人说，刘永好给兴源环境输点血不不就行了嘛，很遗憾，刘永好手头也是相当紧，连核心的家禽、食品业务板块子公司都卖了，哪还有闲钱来支援环保啊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刘永好这边焦头烂额，原实控人周立武那边则直接清仓了，2023年4月，周立武把剩余的10.7%股权也卖给了长富业荣基金，再次成功套现5.3亿。

　　加上之前的14.5亿，周立武累计套现了近20亿，彻底丢掉了兴源环境这个“烫手山芋“，实现了完美逃离。

　　当然，刘永好也不可能就这么让“山芋“一直烫自己手，这几年民营界流行一句话：有困难，找国资，刘永好果然也搬来了宁波国资救场。

　　只是刘永好没法像周立武一样潇洒套现离场了，双方达成的是定向增发协议，由兴源环境向宁波市奉化区财政局定向发行股份，发行完毕后，宁波奉化区财政局将成为新的实控人，刘永好则变为第二大股东。

　　宁波国资的手段果然高明，不受让股权，原实控人就没法跑，定向增发使得上市公司获得12亿的募集资金，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纾困企业而不是纾困老板。

　　根据双方的协约，刘永好已经不可撤销地把自己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了宁波国资，也就是说，虽然定向增发还未实际进行，但实控人已经由刘永好变成了宁波国资，兴源环境由民企变成国企了。

　　1992年，良渚压滤机厂与台商合作成立了中外合资企业杭州兴源压滤机厂，至于为什么叫兴源，有一种说法是，台商的名字叫朱兴源。

　　中外合资之后并没能带来预想中的发展，到了本世纪初就经营不下去了，面临破产，而接盘人正是前面提到的周立武。

　　周立武祖籍浙江余杭，公开资料显示他是靠包工头起家发家的，90年代就已是杭州当地知名的地产商人了。

　　而再回到刘永好，虽然暂时无法丢掉“山芋“，但新入主的宁波国资很有诚意，一来就给上市公司提供了5个亿的借款供周转，这是要尽全力抢救的节奏。